2013打工春晚在京录制

2013-01-31来源:中国青年报

旭日阳刚组合参加助阵,在晚会上表演。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

崔永元再次主持了“打工春晚”。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

献给我国3亿打工者的这场特殊的春晚盛装起航,晚会于1月26日在团中央礼堂录制,将于蛇年春节期间在农林卫视、陕西卫视、中国农林卫视网和搜狐网等多家媒体集中播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电视史上第一台由打工者自编、自导、自演的全国性春节联欢晚会。由草根歌手、草根导演、草根节目集合而成的原生态表演,呼唤社会对打工群体更多的关心和关注,成就着人们关于新春最温暖的记忆。歌曲《我要大声唱》的演员来自“木兰花开”文艺队的姐妹们,她们平时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排练,但她们真挚的歌声和乐观的精神感动了所有人。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

“这一年里,你是否曾失去了工作?这一年里,搬了多少次家?这一年里,你是否曾被别人驱赶,绝望地站在房子顶上守住自己尊严?这一年你是否老有所依,站在城市的路口,看到的不再只是迷茫?这一年你是否不再害怕这世界,现在是否找到了更多的力量?”

舞台上的这群人,衣着朴素,放声唱的是艰辛、漂泊的生活。

舞台下的这群人,有的刚放下瓦刀、电锯,有的刚给别人打扫完屋子,有的刚送过盒饭。他们坐在台下,用力拍巴掌,眼睛发亮。

这就是2013年1月26日的“打工春晚”录制现场。

“它是迄今为止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台由打工者自编、自导、自演的草根春节联欢晚会。这里没有人在表演,满台,我看到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第二次担任“打工春晚”主持人的崔永元说。

“这一年里,你是否失去了工作?搬了多少次家?”

一个人,一把吉他,一个琴袋。同样在地下通道卖唱,“西单女孩”走上了央视春晚,而打工的男人许多站上了“打工春晚”,为3亿工友而唱。

开头的这首《这一年里》,就是许多改编自陕北民歌《挂红灯》。

舞台上,他顶着蓬乱的卷发,胡子也没刮,就一身平时的黑衬衫、牛仔裤。没有化妆,没有戏服。但他吼出的歌词,让台下农民工高声叫起:“好!”

与生活的战斗开始于许多的18岁,持续至今。

18岁,他高中毕业。与老家浙江海宁的商业气息格格不入,他想着逃离。“找不到存在的价值,内心有很多想表达的,对世界的愤怒,对生命的呐喊。”他疯狂地迷上了摇滚乐。

1999年,许多来到了北京一所被称为“中国地下摇滚乐的摇篮”的音乐学校。“里面的人都奇装异服,感觉还行,就在那里学吉他。”

人生的第一把吉他,是他用了380多个日夜才“分期付款”买到的。那一年多,许多不停地打零工、发广告、送水、打扫宿舍,才凑齐了2000多元。

同样18岁到北京闯荡的,是这台“打工春晚”的总导演王德志。

1995年,瘦瘦的少年王德志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来到首都的火车站,“哪有什么行李,就带几件衣服”。当时的他绝想不到,央视名嘴崔永元有一天会念着他写的“打工春晚”主持词。

刚下火车,他就对自己说:“我要上春晚!”

“那时也是逼的。家里穷,没办法。我想的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赚更多的钱,把日子过好。”

小学没毕业的他,带着自创的相声段子,被挡在了中央电视台门外。那时,门内的崔永元已经凭借《东方时空》小有名气。10多年后,两人却在“打工春晚”相遇。

两年后,许多背着吉他,离开了学校。地下通道卖唱成了他维持生活的方式。“跟‘西单女孩’不一样的是,我卖唱时不别麦克风,就只是扯着嗓子唱。”

前几次,许多还会感觉不好意思,“打开琴袋摆弄时,也觉得跟乞讨一样。真正开始唱,陌生的人流走来走去,感觉就像和整个世界怒吼。” 他唱许巍的歌,也唱自己写的歌。青春、流浪、热血是不变的主题。

“那时就想做个摇滚青年。”

每天,他都计算好房租、伙食、电费,以此来决定卖唱的时间。城管是他的“天敌”。“会有人专门在上面放哨,城管一来,马上就撤,但也有被逮住的时候。警察一开始不来罚,看钱挣得差不多了,就把你罚了。”

罚款时,他甚至会告诉警察:“你说的那些条例我都知道,我也做过两年协警。”

王德志没有放弃。他在央视旁边的一家餐馆打杂工,刷碗、端盘子、送菜,每月工资300元。“我觉得那是在卧薪尝胆,我总有一天会进去的。”

他根本租不起房,那些他每天擦过的桌子,到了夜间就是他的床。“客人走了,桌子凳子一拼,就睡在上面。” 跟他一起打工的都这样,睡觉还抢被子。早上,眼睛一睁,就得干活。“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

这样过了两年,王德志换了七八家餐厅,位置离央视也越来越远。最终,他逃离了这种“整天耗在里面,没有学习时间和机会”的生活,来到一家面包厂。

“那时随便找了个厂,也是没办法了,再找不到活就要在城市流浪了。”王德志在面包厂待了1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从刷箱子开始,后来进了车间,当上了库管。

白天,他每天和面70多袋,到了晚上,又跑去夜校,接受相声培训。“我没学历、没背景、没特长,就只有点幽默细胞,将来的饭碗就是嘴皮子。”

当时他们都只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打拼,“还是比较自我的状态,也没有认可自己是劳动者、打工者的身份。”许多说。直到他们加入了一支队伍,改变到来了。

“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来唱自己的歌!”

2001年前后,许多和王德志遇到了同为打工者的孙恒。3个人组成了“打工青年文艺队”,也就是现在“新工人艺术团”。

加入后,许多创作的第一首歌是《打工号子》。

“十几年来,我写了多少歌?”许多已经记不清了。在地下通道对世界呐喊的歌,他一句歌词都不记得了,但《打工号子》却始终记得很清晰。

他唱道:“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来唱自己的歌!”

夜晚在屋里睡觉的许多,还要随时担心联防队“袭击”。睡前他让房东把门从外面锁上,晚上不敢开灯,要“制造一种屋内没人的假象”。门外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能随时让许多“心提到嗓子眼儿”,“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整个晚上,他们经常惊醒,仔细倾听屋外的声音。只有东方泛起了鱼肚白,一颗心才放下来。

“鲜活的生活对你的冲击,形成了很朴素的价值观,就是对劳动的认同。”许多、王德志、孙恒开始关注打工者的命运、打工者对城市的真实感受。

“打工的人在城里混饭吃都不容易,对未来都很迷茫。城市对我们又不友好。这些都是打工者实际看到、感受到的。”王德志说。

那一年,北京申奥成功。他们在大街上得知这个消息,也跟着欢呼,甚至高兴得“喝了点小酒”。但忽然到来的警察联防队让他们惊慌失色,立刻逃离了。

“你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查你的暂住证。那时收容遣送制度还很严,如果真被查到,可能要把你送回去。所以,我们必须在警察动手之前逃开。”

这只是无数次惊怕中的一次,“也是在外打工者的痛苦”。“打工的人都一样,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慢慢认同到自己就是劳动者,有了一种立场。”

“东城干过饭馆,西城修过水管,海淀跑过广告,朝阳吹过小号,宣武掏过下水道!”他把自己的经历编成了相声的顺口溜,这总能让台下2000多名打工者捧腹大笑。

他们尝试从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视角,对世界做出表达。漂泊、驱赶、尊严、打工,成了创作的新主题。

《北京爱情故事》捧红了《北京,北京》,许多也有自己的《北京,北京》。

那时,他遇到了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这个人到劳动局投诉,但因为没有签合同,不被受理。他去过全国很多地方打工,把经历写成了自传,书稿却被自称教授的人骗走。走投无路的他,只能一直蹲在马路边。

许多把他的遭遇写成了《北京,北京》:“北京好大好大、好冷好冷,北京没有我的家……”

带着这些歌,许多来到建筑工地,每周都去工地为工人演出。“歌曲开始跟工人的生活相关,共鸣就更大了。”

“我也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许多创作的《冬天冷冰冰》的歌词,也是他们的愿望。

而王德志,把许多的故事编成了相声《“多哥”的故事》,也登上了2013年打工春晚的舞台。他们的相声台布上绣着三个大黄字:“德曰社”。

“郭德纲有个德云社,我们有个德曰社,云和曰同一意思。我们不叫德日社,跟日本没有关系。”不管说什么相声,王德志总会来个这样的开场白。

虽然说的相声已烂熟于心,但每次演出,王德志都相当卖力。“我们不是那些大牌演员,是在为与我们有同样处境、同样情感和生活经历的人服务,彼此有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

他记得一个深冬的夜晚,21点。王德志他们演出完了,建筑工地的工友们却没有散。有人走上来,对着王德志他们连说几声:“谢谢!”有的人帮他们抬道具,一句话也不说。有的人一直坐在那堆建筑材料上,看着他们,直到离开。

“工友们很害羞,不会说那些客套的话,但这些很细微的动作或很普通的言语,都让我们很感动。其实,从他们的眼睛里都能看到,他们从我们的演出中找到了共鸣。”

在“打工春晚”上,王德志换下相声演员的西服,演起了地下通道里卖光碟的小贩。这也是他自编自演的小品。当他们自然地捡起地上的饮料瓶盖,看看“中奖了没”,台下是一阵会心的笑声。

“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在‘打工春晚’上,劳动者是主体,我们能说出自己的心声,展现自己的精神文化。”“打工春晚”的发起创办方——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说。

跟许多和王德志相比,姜国良是外出打工最早,也是去的地方最多的。

1992年,16岁的姜国良初中毕业,就离家了。他在一家县剧团打零工,抬箱子、搬器材、做海报。剧团只提供伙食,没有工资。

他只能以舞台为床。跟着剧团到全国各地演出,每两天就会换一个地方,这意味着姜国良每两天要换张床,换个“家”。 “新疆、西藏、湖南、湖北……什么样的地方就有什么样的剧场,这些我都很清楚。”姜国良到每个地方,都能根据这里的富裕程度,知道今晚要睡的舞台是水泥的还是木板的,简陋的还是豪华的。

2000年,姜国良来到北京。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北漂”打工族,靠卖IP电话卡为生。

他每天早上7点出发,晚上8点多才回到住处。他坐着公交车到处跑,随便跳下车,逮谁就问:“买不买IP卡?我这个卡很实惠!”

“有时跑到远郊区,两只脚全是疱。累到躺在床上压根起不来,就不想出去,但马上就要没钱吃饭了,又不得不继续。”1年的时间,姜国良双脚的泡就没下去过。

同样在2001年,姜国良成了打工青年文艺队的鼓手,“总算干上自己的本行了”。他现在主要负责同心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互惠公益商店,向外界募捐衣物,再以低价卖给当地工人。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一家四口都在北京,但姜国良觉得自己一直在漂。“这座城市把我们当成过客,我们没有归属感,希望找到家。”

在“打工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自己写词谱曲的《蒲公英》:

“新的生活就在你落下的那一刻起。一阵风出来,被吹走了,你们的家到底在哪里……”

穿红T恤衫的伴舞女子中,就有他当老师的妻子。蹲在最前面的小男孩,正是他读一年级的儿子。2012年,他们工作、就读的同心农民工子女学校被列入拆迁名单,本报曾作报道。崔永元等名人联名上书教育部,学校才最终得以保留。

“城市出台的一些地方性保护政策,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把我们排除在外。”姜国良说,“同心学校差点被拆,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于这样一座打工子弟学校,当地不仅不保护,还要取缔。”

“工友每天都很忙,很难客观地看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追求,也不能理解和赞美自己。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跳出来看自己的生活,这样能给大家一些启迪和触动。”这一理念和追求贯穿在他们所有人的演出中。

去年,“打工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社区剧场的小舞台上首次亮相。没有闪光灯、照明灯的工地,他们去过;皮村那个寒冷、破旧的剧场,他们去过;这一次,走上团中央大礼堂绚丽的舞台,他们并没有很兴奋。

“3亿打工群体是城市化过程中主要的生力军、建设者,本来就应该站在更高更好的舞台上。付出这么多劳动,没有更大更好的舞台,就是缺失。”王德志说。

在彩排时,他攥着话筒,紧张地注视着舞台上下的动向。作为晚会总导演,又刚刚做了父亲,他已经好几天没睡过一个好觉。“说是总导演,其实我也就是个演员,也是个打工者。”他笑着重复一遍,“打工的演员。”

孙恒说,这台献给中国3亿打工者的晚会,与其他所有晚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演员和观众的“真诚”。

每位演员脸上都有难以掩饰的兴奋与羞涩。家政女工扎着蓝花布围裙,上台演起了三句半,却紧张得忘了词。而观众不约而同地,趁着空当为她热烈鼓掌。

本报曾报道的“打工妹好声音”木兰社区文艺队也登上了“打工春晚”。她们的歌声并不是天籁,却响亮有力:“我要大声唱歌,要让世界听到我说。我要大声唱歌,要让世界听到我们说!”

然而她们“让世界听到”的愿望却很渺小:“我不想再漂泊,想要稳定的生活,我想有个人一起挡风雨,不想孩子回老家读初中……”

崔永元在幕后听到这首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么朴素的愿望,我们目前却一个也不能解决,真是让人心酸。”

紧接着木兰文艺队登场的小香玉,是整场晚会中为数不多的专业演员之一。她为全场女工演唱了最著名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崔永元邀请到她,没有打电话,甚至连短信也没发一条。

这位47岁的国家一级演员,是在崔永元的微博上看到“打工春晚”招演员,主动赶来参演。她在台上说:“所有人的演出特别打动我,所以我今天特别紧张,也是最近唱《谁说女子不如男》最给力的一次!”

“在他们的舞台上,我看到文化不再是‘盛世欢歌’,不需要华丽的制作,也不需要‘领掌’。文化可以是一种直面生活的勇气,是一种坚强,是一种团结,它可以迸发出一种促进改变社会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卫说,她长期关注和研究打工文化。

王德志去央视春晚的梦已经越来越远,被他自己淡忘了。就连带去央视的作品,名字也不记得了。如今,站在自己办的“打工春晚”上,他实现了自己的“春晚梦”。

“这种转变,其实是从个人精英价值观转变到群体价值观。工友们有很多诉求和想法需要表达,‘打工春晚’是一个表达途径。我们在为自己发言。”

他在北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两个孩子。在皮村20平方米的屋子里,放了800多本书,大多是王德志从废品站淘回来的,文史哲类书居多。读书成了王德志的一大爱好。“他知道的东西可多了。”妻子略带自豪地评价。

“经历过那些事,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王德志不再觉得打工的生活艰辛。

“生活就是一场战斗”,这是刻在许多、孙恒吉他上的字。

除了演出,他们也做图书借阅、法律知识普及。“在工地,一本书或一张报纸,哪怕是很旧的,工友们都会传着看。有很多人不懂法律知识,被拖欠工资,却没法维权。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去做。”

春晚结束了,生活在继续,战斗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