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雕版印刷术的源流与世界历史价值

2019-03-28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作 者 徐忆农

摘 要 在中外学者撰写的印刷史专著和世界史著作中,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雕版印刷技艺之源流与历史价值认识尚不够充分。本文认为:雕版印刷术诞生于中国并在东亚汉文化圈扩散与演进,雕版印刷术在古代东亚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东亚雕版印刷术对欧洲印刷事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也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雕版印刷术;东亚汉文化圈;世界历史;中外文化交流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nd worldwid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block printing arts of East Asia

Xu Yinong

Abstract: the compositions of printing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written by experts home and abroad show that recognitions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nd worldwid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block printing arts of the China-centric East Asia were not enough. This paper indicated that block printing arts originated in China and became popular within the circle of Chinese culture of East Asia. The block printing arts played a key role of ancient culture of East Asia and had a decided impact over the printing development of Europe. Meanwhile, the block printing arts of East Asia posi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block printing arts; the circle of Chinese culture of East Asia; world history;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al interaction

0 概说

印刷术是把图文转移到载体之上的复制技术。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图书的复制方式以抄写为主,费时费力,复本稀少,很难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印刷术发明后,图书能够比较容易生产出许多复本,便于长久保存和广泛传播,进而使知识得到普及,因此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东亚是印刷术的诞生地和成长地,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来看,东亚古代的印刷术大致可分为三种: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与套色印刷。雕版印刷术也叫整版印刷术。2009年“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介绍:“雕版印刷技艺是运用刀具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或图案,再用墨、纸、绢等材料刷印、装订成书籍的一种特殊技艺,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比活字印刷技艺早400多年。它开创了人类复印技术的先河,承载着难以计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起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1]然而,在中外学者撰写的印刷史专著和世界史著作中,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雕版印刷技艺之源流与历史价值认识尚不够充分,有必要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

1 雕版印刷术诞生于中国并在东亚汉文化圈扩散与演进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定论,国内外学者主要借助印刷实物与相关文献记载等材料来进行起源问题的研究。时至今日,已获知的历史上早期印刷实践活动,往往是实物与记载分离。由于材料不全,印刷史上有不少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取得统一认识。

从世界范围看,被学者们认定的早期雕版印刷实物都出自东亚汉文化圈。关于东亚的范围,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表示,东亚的定义有三种含义,首先它是一个地理概念,第二是人种概念,最后是文化概念,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明圈,“我们把研究集中于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历史,这些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及基本的文字体系都渊源于古代中国,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区’。”[2]而学术界通常所说的“东亚汉文化圈”当与此范围相同。

最新出版的日本尾崎康先生著,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研究》[3]中认为,印刷术之发明,或在唐代以前,然目前尚未发现早于法隆寺《百万塔陀罗尼》(日本神户景云四年,770)之印刷品。韩国庆州佛国寺新罗时期石造释迦塔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或云为八世纪前期之印刷品,固无任何科学根据;或以此经属后印,谓当系唐代刊经,亦属猜测,尚无定论。……具有刊记可知刊印时间之印刷品,目前当以唐咸通九年(868)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最早。

美国汉学家富路德(1894-1986)所著《中华民族简史》,被胡适先生誉为“最优秀的一部”用欧洲语言书写的中国史著作。此书1969年的修订版,最近有中译本问世。此书把中国史置于世界史的语境中,强调的是文化前进道路上中国的“给予和汲取”。比如,作者用大量篇幅介绍印刷术、火药的发明及其在西方的传播。书中说:“隋唐时期民众对印制的文学作品以及日历、词典、佛经、道教符咒和儒家经典著述的巨大需求,引发了一项对整个世界都有重要意义的发明。”这项发明指的是雕版印刷术。作者认为:“在保存下来的雕版印刷实物中,来自日本制作于764年的小型护身符是年代最为久远的实物,尽管朝鲜自夸拥有年代可能更早的实物。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印刷书籍是在敦煌发现的印制于868年的《金刚经》。尽管印度有充足的机会,但它在这几个世纪都没有使用雕版印刷。”[4]富路德曾在1955年重新增订了美国汉学家卡特(1882-1925)的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又于1967年最早发表介绍韩国庆州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专稿,因而他的说法在相关领域颇受重视。

对于以上的观点和主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日本敦煌学专家藤枝晃教授著《汉字的文化史》一书介绍,《百万塔陀罗尼》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木制小塔的中央留了空洞,里面放着一个版面直高不超过6厘米(文字部分净高实约5厘米)的卷子,卷首印有“无垢净光经”数字。陀罗尼按长度分为四种规格(最长的为52厘米,最短的为24厘米),每种类型制成两版。假如“百万”确为实际数量的话,那么每版可以制作十二万五千部印刷本。1965年,有位印刷专业教师井上清一郎先生进行了多次实验,并通过墨迹验证了《百万塔陀罗尼》不是用马连(一种印刷工具)从纸的背面搓擦而成,而是将木印打上墨后捺印到纸上的。在奈良时代,真正的印刷尚不存在[5]。另外,辛德勇先生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介绍,还有日本学者指出,《百万塔陀罗尼》印制技术,可能是由鉴真(688—763)法师传入日本的[6]194。鉴真出生于扬州,最后也是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传扬佛法的。

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汉文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文字部分净高约5.5厘米),有中国学者考订认为该经是于唐长安二年至四年(702—704)在洛阳刻印而由僧人带入半岛的,而不少韩国学者认为此经是751年左右刊行于新罗。另外,有位日本学者川濑一马先生认为,此经是后印本,而且只有一部,表明发愿主对此印刷本佛经极为珍重,而这正显示出它应是从唐朝请来的经卷[6]206。这些主张主要是通过对塔的建立时期、经中的武周新字等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据辛德勇先生介绍,撰写于1024的《释迦塔重修记》在2005年被识读出来,因而从理论上讲,此经印本完全有可能是在这次重修时被置入龛室,应当改以1024年作为印制此经的时间下限[6]212-213。而早在2001年,中国佛学院学报《法源》上登载了韩国柳富铉教授的文章《〈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现存本原文演变考》[7],柳文对701年以来各种收入大藏经或以单本流传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进行了校勘,最后的结论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底本系统与《资福藏》或者《崇宁藏》的底本是同一系统的。李际宁先生在《佛经版本》中介绍,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和中国学者方广锠,在上世纪分别提出了大藏经分为南、北、中三个系统的理论。方广锠先生说:“我国的刻本藏经,《开宝》为中原系统,《契丹》为北方系统,《崇宁》《毗卢》等为南方系统。”《崇宁藏》在南方系统中被列为首位,开雕年代尚无定论,现在见到最早的题记是元丰三年(1080)。李际宁先生在书中还说,如果柳富铉教授结论成立,出现在新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底本可能是从中国江南地区传过去的[8]53-57。

尾崎康先生在新版《正史宋元版研究》中又说:“不少论者曾经试图根据文献记载论证隋、唐初已有印刷术,但此类文献根据一一被否定。神田喜一郎先生指出唐法藏《华严五教章》《华严经探玄记》中有关于‘印法’之记载,论证七世纪后半期印刷术已经普及,本书日文版亦曾介绍此说。最近见艾俊川先生新著《文中象外》,开卷第一篇论证神田此说之非,明快确凿,令人信服,则神田说又被否定。”[3]艾俊川先生《文中象外》[9]提出的观点大意认为,法藏(643-712)在讲解《华严经》的著作中回答“佛说法是否有前有后”这一问题时,以“世间印法”为譬解说佛法,而其“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之语,从字面看包含了印、文字、纸,还有一个“印纸”操作,几乎具备了印刷的所有要素,故神田据此提出的“初唐说”被广泛接受。然而“印”本来就是《华严经》中的重要概念,除了宗教引申义外,经中也出现很多使用印章、钤印本义的“印”,法藏的譬喻只是引用佛经成语。

钤印与捺印意义相通,就是用手重按、钤盖、打印、压印的意思。在世界范围内,存世最早的印章是两河流域与古印度印章。公元前3500年,发明“楔形字”的苏美尔人,把图文刻在圆柱上,制作成圆筒印章,将圆柱在湿润的泥版上滚动,图文便印到泥版上。公元前2600年,古印度出现哈拉巴铭文印章,也主要用来在湿黏土上反复压印。1908年考古发现位于希腊克里特岛“费斯托斯王宫”遗址(约前1900-前1450),出土有著名的“费斯托斯圆形泥版”(又译“费斯托斯圆盘”),两面皆布有印章压印符号,总共有241个印记,由于多有重复,实际上只有45个符号。有部分研究者甚至认为“它们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实物”[10]。中国的印章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数枚印章,为印章始于商朝的实物证据。但由于它们不是经过科学挖掘获得的,难以准确定其年代。《左传》中有“玺书”一词,说明春秋时已有玺印。中国古代早期的印章,较多的是用于钤印封泥。这些封泥的用途主要是封存简牍、公文和函件。当将印章蘸上印色钤印在绢帛或纸张上时,则接近印刷效果。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敦煌所出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其卷背盖有“永兴郡印”朱印,学者李之檀考此永兴郡为北周设置,钤印年代在561-574年之间,或可证6世纪已将印章蘸上印色钤印在纸张上[9]。而藤枝晃教授著《汉字的文化史》称,在513年的写经(S9141)卷末可以看到有“燉”或“敦煌镇印”的黑印,“这就是现存最古老的捺印到纸上的印影实例”[5]。印章上的文字是反文,印出来才是正字。而印章中的阳文反字,与印刷用雕版文字一致,可以印成白底黑字,缺点只是版面不大。东晋时,葛洪(284-363)《抱朴子》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这种容载上百字的大印,与雕版更为接近。上世纪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多张捺印佛像,即将佛像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而成,上文所述敦煌所出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其背面就捺印有数幅佛像,佛像四周还刻有梵文。捺印佛像应当是由印度传入的。唐义净(635-713)撰《南海寄归内法传》载:“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11]而唐道世(?-683)撰《法苑珠林》载王玄策于唐显庆五年(660)出使印度获赠四个“佛印”,向达先生认为即《南海寄归内法传》所云之泥制底及拓模泥像一类之物[12]137。另外,唐五代间冯贽《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玄奘(602—664)于贞观年间西游印度取经,归国所印普贤像,时间上早于法藏的譬喻,当属捺印而非雕版印刷。总之,捺印佛像,是由印章至雕版印刷的过渡形态,还不能视为印刷品。

除了捺印佛像,20世纪中后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安徽阜阳和无为、江苏镇江等地多次出土印本《陀罗尼经》,时间均为唐代,只是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在西安和阜阳唐墓出土的唐代印本方形梵文《陀罗尼经咒》,带有明显的四版拼合特征,且墨色深浅不一,宿白先生认为这些经咒似由四块印版捺印而成[13]。辛德勇先生认为,最先出现的文字印本,应该是捺印梵文《陀罗尼经》,而唐代最早雕印的《陀罗尼经咒》,怎么也不会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6]265。

经过捺印佛像、印制经咒两个阶段的发展,在9世纪出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七纸连接,总长487.7厘米,框高25.6厘米,卷前雕印扉画长28.6厘米)这样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就不再是偶然的了。它是一卷首尾完整而又正规的书籍。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最宝贵的是,卷末有题记云:“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证明其刻印年代为868年。这是其他诸多唐代印刷物不可比的。因此,《金刚经》至今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有确切刻印日期的印刷品。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即将其掠去,至今存英国。敦煌遗书中,还有些文献虽然是写本,却是据印本抄录的。如现存法国巴黎的咸通二年(861)写本《新集备急灸经》,书内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说明本书是据印本转抄而成。其印刷时间早于861年,这为《金刚经》之前已有印刷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中外学者陆续整理发现不少有关早期雕版印刷的文字记录材料。辛德勇先生认为,世所公认最早记录雕版印刷行用情况的历史文献资料,应该是宋代《册府元龟》如下一段记载:“〔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6]10此时为836年初。还有些文献记载语义不明确,因此在学术界争议不休,至今没有定论。如唐代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这里的“模勒”二字,不少学者即释为雕版印刷。元稹的记载为825年初,早于现存唐咸通九年(868)刻《金刚经》。若可采信,这一序言就是目前所知的最早记载确切日期的印刷史料。但学术界尚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如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说“顾模可释为摹写,勒亦可诠为钩勒,从原迹摹写钩勒若今之影写本然,似亦可通。”[12]140辛德勇先生在《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一文中表示:“实则所谓‘模勒’,是指勾勒,亦即影摹书写,与雕版印刷本来毫无关系。”他基本认同向达先生的观点,又举清末叶昌炽《语石》所云:“按古碑,凡书模勒,与镌刻为二事。何以证之?如唐怀仁《圣教序》,既书诸葛神力勒石矣,又曰武骑尉朱静藏镌字。……模勒即勾勒,今人以勒字为刻字,失之矣。”进而证实向达先生的揣测是言之有据的。辛先生文中还表示,“模勒”作为一个固定组合起来的词语,其最常见的用例,则是与刻制碑帖有关,其中“模勒上石”一语,便足以清楚说明这种关联。由辛先生此语,让我们联想到叶昌炽《语石》所举一例:“郭忠恕书《阴符经》,但书安祚勒字,而无刻工名。此即为祚所刻,宋初刻字人皆安姓,可证言勒可以赅刻也。”这里的“赅”可作“概括、包括”解,因而“模勒”字面虽不能释为“镌刻”,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却可包括“镌刻”之意,就如今日言“刻本”,实为刻印本;言“活字本”,实为活字印本。而在雕版印刷产生之初,尚无专门词语描述这种技艺,如咸通九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金刚经》,也未直书“镌刻”,只是因有印刷实物存世而未产生争议。元稹给自撰序文加自注,或许也是想把所遇新事说清楚。前文举《册府元龟》载“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之事在836年初,仅比元稹作序时晚十来年,而淮南道的治所在扬州,说明当时扬州地区民间雕版印刷术已呈现兴盛景象,在此稍前之时,模勒并镌刻白居易与元稹之诗,还是有可能的。

将石刻文字复制到纸上称“拓印”。这是纸张广泛使用后,出现的一种图文复制技术。其工艺是:将纸张润湿后刷铺于碑刻文字上,用细毡压住湿纸,再用木锤或橡胶锤轻轻捶打毡面,使纸张凹入文字笔画中,待纸稍干后,用拓包沾墨均匀地着于纸上,石上的字是凹进石面的,因而有文字的部分不着墨,将纸揭下来,便成为一件黑底白字的拓片。拓印技术约起源于南北朝时代,此时已有以纸为承印物的拓印术。《隋书·经籍志》记载隋代宫廷藏书中,就有拓印品,并述及梁所藏石刻文字已散佚,为南北朝已有拓印术提供了文献证据。唐代拓印更为普遍。2018年初,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数字资源正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中发布。此次发布的资源中有存世最早的拓本文献唐太宗《温泉铭》(P.4508)、欧阳询《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P.4510)等,历来备受敦煌学研究的重视。富路德先生在讲述雕版印刷的早期故事时认为,中国人长期使用纸和墨,获取珍贵碑刻拓片对他们来说则是再平常不过之事[4]。说明他认可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在雕版印刷产生之初,元稹借用碑刻的相关词语描述这种新技艺,也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综上所述,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有一个长期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肖东发先生认为,印刷术的发明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民间坊刻;另一条是佛教信徒们因为传经的需要,多方探索反复实践的结果[14]。李际宁先生说,中国佛教讲三宝崇拜和佛经供养,佛教典籍、经咒、佛像、菩萨像等,都是供养、礼敬的对象,民间需求数量极大,印刷技术的使用,为佛教印刷品广泛、大量地流传提供了条件[8]20。我们抓住佛教传播这个线索,大体可以理清印刷术发明的发展脉络。大约7世纪左右我国已有捺印佛像,8世纪密宗经咒开始涌现,先出现捺印梵文《陀罗尼经》,后出现整版雕印梵文至汉文《陀罗尼经咒》,9世纪出现图文并茂的整部佛典,标明印刷术已臻成熟。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因为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举其最著的例,自然是东汉以下对于印度文明与佛教思想的那种态度,是值得我们赞佩与惊叹的[15]193。除了佛教思想,佛像捺印技艺也是先出现于印度的,在传入中国后,经过与纸墨材料、石刻拓印技艺等相融合,最终给世界带来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雕版印刷术。

2 雕版印刷术在古代东亚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在1983年出版的《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一书中说,欧洲的印刷术兴起时,指的是活版印刷。在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其他亚洲国家,雕版印刷是至关重要的发明,印刷术兴起时指的是木版印刷。因此,不可将西方的“印刷术”和东方的“印刷术”混为一谈。在中国,印刷术最早推动力,不在于传播知识,而在于准确复制一帧神像或一篇经文。雕版印刷在唐代开始发展,雕版印刷技术随之逐步演进成熟,成为受到欢迎的广积“功德”的新技术。雕版印刷使中国文化在宋代文艺复兴时期得以繁荣发展,而儒家经书的印本又促使儒家著作恢复活力。雕版印刷传至西方,也许是以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雕版图画为媒介的。那就是纸牌。在西方,人们把德国的谷登堡看作是“发明印刷术的人”,或者至少是“活字”的发明者。这种印刷术不仅被称为“保存一切技术的技术”,“能够革新一切技术的技术”,而且被认为“创造了整整的一个新的民主世界”[16]。

1999年出版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17],由美国二位当代职业科学史家合著。作者认为,在任何一种文明中,技术都是塑造和维持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作者特别强调,在谈论中国的技术时,我们不要仅仅注意到中国人领先于其他文明的这种或那种发明,这一大批“第一”确实令世人瞩目,但对此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其价值非常有限。中国在7世纪的头十年出现了木板印刷术,起初仅仅用来印制宗教咒符。完全用木刻板印制的第一本图书出现在868年。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出现在1040年左右,那项技术传到朝鲜后得到进一步发展。15世纪30年代后期,显然与亚洲的印刷术发明无关,谷登堡独立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新型媒介导致了一场“交流革命”,也使得抄写图书成为过去。

进入2000年后,美国威廉·麦克高希著《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技术”的概念和“世界五大文明”的学说。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发明都重大到足以改变历史。每一种文明都是以一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术的引入为开端的,文化技术是文明背后的决定因素。文明一,始于原始的或表意文字;文明二,始于字母文字;文明三,始于欧洲的印刷术;文明四,始于电子通信技术;以及文明五,始于计算机技术[18]。在这里,没有一项是东亚的贡献。实际上,中国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术都比欧洲早出现数百年。为什么印刷术被认定是欧洲的贡献呢?著者在书中说,印刷使文字靠近了大众。印刷术从中国传播到了西方。谷登堡对活字的最先使用导致了印刷文献的激增。由于欧洲人的书面文字基于字母系统,这使批量生产变得十分经济,因此能够比中国人更有效地开发这一技术。尽管印刷术很早就在中国和朝鲜使用,但因为文字的不同,它在东亚社会的使用并没有达到西欧使用的程度。

那么,我们该怎样认识东亚雕版印刷在世界史上的价值呢?

雕版印刷术具体发明的时间目前虽尚无定论,但至少9世纪左右出现于中国相关技艺就已非常成熟,在1450年德国谷登堡研制出铅合金活字前,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印刷术。在谷登堡之前,欧洲的人口大概不满一亿,大多数人不识字,整个欧洲的手抄本书籍仅可以千计。而当时由于有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中国书籍的总量超过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19]。到了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有一位叫毕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虽然活字印刷术在今天看来明显比雕版印刷术先进许多,但直到西方现代印刷术传入之前,中国图书长期是以雕版印刷术为主的。郑如斯等先生统计《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约2万部书,活字本220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约1.1万部书,活字本150余部[20]。笔者统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近5.7万部书,活字本约340部,平均计算,活字本在中国古籍中仅占1%左右。

2009年,剑桥大学周绍明先生的《书籍的社会史》中译本出版,此书认为,我们可以把现存印本的数量和现存写本的数量加以比较,以得到它们相对数量和相对重要性的大体概念。关于这类数据,我们可以利用最近的一项全面调查统计,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56787种中国古籍,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书都产生于1796年前,目前收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81所图书馆中。根据这项研究,这些书中的30%为抄本,9%为稿本,12%为校本。因此周先生得出结论,在所有56787部书中手写本占了大多数(51%),其在所有古代中国书写和印刷书籍中的比例可能也是如此。而在附录中,作者明确表示781所中国图书馆中现存非印本书籍的种类占总数的51%,并说明这些数据是根据陈先行先生等编著《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统计的[21]。这一统计结果可以说完全不符合中国古籍的实际情况。因为作者一方面误读了陈先生的统计数据[22],另一方面不了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体例和收录范围。因为校本是印本和非印本在流传过程中增加后人批校而形成的本子,在统计书写和印刷书籍存量时,若将校本加入,等于重复计算。去除校本,非印本所占比例,自然就降下来了。但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来统计所有古代中国书写和印刷书籍之比例,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版本目录,稿、抄、校本每部是一个编号,而刻本、活字印本、套印本等同版多部共用一个编号,因此无法据编号统计书写和印刷书籍之比例。与此同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按照“三性九条”的古籍善本标准确定收录范围的,具体来说,在现存古籍中,凡具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或虽不全备而仅具其中之一之二又流传较少者,均可视为善本[23]。以此“三性”中“流传较少者”为原则,延伸出具体可操作的“九条”收录范围中就有“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流传较多者不收”,“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可收等规定,因此,据“留少去多”原则编写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无法呈现古代中国书写和印刷书籍之真实比例的。

今天,我们可以利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24],通过每部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和相关信息,较全面了解中国古籍的存藏情况。2018年4月13日,此库累计发布159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659136条。馆外用户可进行繁简共检的高级检索,在版本字段,输入属于印本系统的关键字,共检索出“刻”517647条记录(其中“刻本”478948条);“印”110797条(其中“活字印”7102条,“钤印”1180条,“套印”4949条,“拓印”45条,“铅印”37469条,“石印”45052条,“影印”3250条);“活字”9630条(其中“活字本”2439条);“拓”960条(其中“拓本”878条)。而输入属于非印本系统的关键字,共检索出“稿本”5294条记录;“写”1839条(其中“写本”1512条,“写刻”264条);“抄”33498条(其中“抄本”32382条):“钞”1573条(其中“钞本”1476条);“绘”307条(其中“绘本”213条)。通过以上检索结果,去除交叉数据,综合考虑丛书本等因素,经测算,印本古籍约占94%,其中活字本约占1.5%,而非印本约占6%,这是目前所掌握的中国古籍印本与非印本之大体比例。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将中国文化演进,划分三个时期,先秦以上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约略一千年。这一千年来在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我们注意的,则为“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中国社会由唐以下,因于科举制度之功效,而使贵族门第彻底消失。同时亦因印刷术发明,书籍传播方便,更使文化大流益易泛滥,渗透到社会的下层去。雕版印刷术,中国发明尚在九世纪以前。然其最先雕印书籍,似乎只限于流传社会的小书及一些佛书等,“直要到五代、宋初,雕版印书术才正式应用到古代经典上来。自此以下,书籍传播日易日广,文化益普及,社会阶级益见消融。”[15]177因此我们可以说,雕版印刷术是中国文明背后的决定因素。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诞生后,很快就向周边“东亚汉文化圈”国家传播。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约951—1016)入宋求得《开宝藏》,次年携带回国。此藏对日本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影响很大。据日本学者统计,从1009年至1169年佛教典籍达八千多部,其中日本宽治二年(1088)兴福寺刻印于奈良的《成唯识论》,是日本确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其后,中国非佛教的书籍也在日本印行,最早的是1325年刻印的《寒山诗集》,而1364年刊刻的《论语》是最早在日本印行的儒家经书。14世纪后半叶,适逢元末乱世,中国版刻工匠俞良甫、陈孟荣等人,东渡日本谋生,参加了当时的刻书工作,使日本与中国在印本风格上更为相近。直到明治(1868—1912)前,雕版印刷在日本出版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中国有许多重要的典籍,在日本都有翻刻,被学界称为“和刻本”。如唐代魏征等撰《群书治要》一书,就有和刻本藏于中外多馆,此书宋初在中国已失传,幸有和刻本传世。

朝鲜半岛在中国的东部。大约在汉末,中国的纸质书就向东传入朝鲜半岛。3世纪,造纸术也随之而入。一般学者以为,372年,高句丽国正式开始推行汉字,并引进儒家《五经》等文献施于国子教育。1007年,高丽刊印了《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1011—1082年,高丽翻刻汉文《大藏经》,约六千卷,称为高丽版《大藏经》,由于这部经版在1232年蒙古人入侵高丽时被烧掉,故在1237—1251年又重新雕造,共计6791卷。此后中国的儒经、史书也在半岛刊行。朝鲜半岛早期刻印本与中国同期刻印本相比,版式、字体及装帧形式都基本相同。在古代东亚,使用活字版印书最多的是朝鲜半岛。从高丽时代起,朝鲜半岛就出现了活字印刷术。黄建国、金初昇主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前言称:本《综录》著录我国51个单位所藏1911年以前高丽(指朝鲜半岛)古籍2028种,其中刊本1193种,木、铜、铁、瓢活字本486种,稿抄本288种,石印本10种,铅印本36种[25]。说明在古代朝鲜半岛,活字印刷术相对于雕版印刷术来说,或许并未取得主导地位。

越南历史上有记录最早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木版印刷的户口帖子。1435年,越南雕印《四书大全》,1467年又翻刻了《五经》。

总之,在古代,中华文化以雕版印刷书籍为重要载体,远播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地区,形成东亚文化圈,而雕版印刷书籍作为东亚最重要的阅读文本,无论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层面,都主导着东亚文明的进程。

3 东亚雕版印刷术对欧洲印刷事业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蒙古入主中土之前,中国和欧洲很少有直接交往,而成吉思汗西征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道路,东西经济和文化正面相遇,直接进行了交流。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开始陆续到中国来,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马克·波罗,他沿古代丝绸之路东行,于1275年到达中国。后传经其口述,他人笔录,诞生了举世闻名的《马克·波罗游记》(又译《马克波罗行纪》)一书。这部书有一章专门介绍元朝政府制造纸币的情况,虽然今天通行译本称“此种纸币之上,钤盖君主印信”[26],但张秀民等先生根据有关史料分析,以为元代的纸币是用木版与铜版印刷而成的[27]。在波斯伊利汗王朝(1256-1353)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拉施特(1250—1318)主编的《史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巨著,内容除人们熟知的“蒙古史”外,还包括记述印度、中国、阿拉伯等各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世界史”部分,这部书后来流传到欧洲。《史集》的“中国史”是根据一部现已失传的汉文史书于1304年翻译编写而成的,记述了中国上起盘古、下迄南宋(包括辽金)共36个王朝的历史。拉施特在《史集·中国史》前言中对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作了详细的介绍:“乞台(又译契丹)人拥有记载着各个时代的大事和要闻、在他们之间享有盛名的史籍,这些史书卷帙浩繁。……他们的惯例是,为了确保要复制的书本内容准确、书写美观、不出现变动窜改,他们严守三个步骤:首先,请来书法家,让他将被选中的重要书籍的每一页都整洁地抄写到一块木板上,然后,由深谙此道的人进行仔细校对和修改,并在木板背面签署自己的名字,最后再请来优秀的刻工进行刻写。当全书的每一页都以这种方式刻写完毕后,就将木版依次编写上页码,使之井然有序。然后,就像铸币厂封存钱币一样把这些木版装进袋子,盖上封印,交给可靠的专职人员保管,收藏在专门的府库里,并为这些保管人员拨付固定的薪俸。如果有人想要复制这本书,必须向管理人员申请,交纳政府所规定的费用,他们就把刻有这本书的木版取出来,拓印在纸上,就像拓印金币一样,然后把印好的拓本交给那个需要的人。用这种方式复制书本,可以保证不会造成任何文字上的增衍或删减。”[28]此段为译者直接由波斯语译成汉语。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引述相关片段虽与波斯语原文略有出入,但他指出:“这是中国人以外关于纸币印刷以外的中国印刷的最早记述。”拉施特所发生兴趣的印刷“是指书籍,特别是史籍的印刷而言。……可以深信在蒙古帝国及紧接其后的年代里,中国雕版印刷的影响或者通过了俄罗斯、通过在华的欧洲人、通过波斯,或者通过埃及,或者通过上述某几条或所有的路线传人欧洲世界,对于促进印刷活动的产生和逐渐发展,曾产生了它的作用;而印刷活动的产生和逐渐发展,又为后来谷登堡的发明开了先路。”[29]148-150与此同时,拉施特《史集》各个抄本中绘有大量的细密画,不少学者都曾就这些细密画的作者及其所体现的绘画风格与中国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探讨,并肯定了中国绘画在多方面对这些细密画的影响[28]90。而日本宫崎市定著《亚洲史概说》更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曾以绘画为中心对西方世界产生影响。在伊利汗时期,蒙古人开始将中国绘画大量应用于书籍插画,即所谓的“细密画”。官方设立的书局在前代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和当时的历史学家拉施特的《蒙古史》等作品中都插入了色彩丰富的细密画。伊利汗国的细密画兴盛起来后,欧洲开始展露出绘画方面的文艺复兴之光。可见,细密画与文艺复兴之间似乎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欧洲的文艺复兴或许可以从东方艺术的传播这一角度来解读[30]。另外,美国梅天穆著《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也明确表示,《史集》的画作中,不仅有传统的波斯主题,也结合了中国、中亚的佛教艺术和拜占庭圣像艺术,以及意大利锡耶纳的艺术。这些艺术风格不仅来自对实物的模仿,在蒙古治世之下,中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的艺术家来到大不里士,带来了各自的技艺[31]。版画从本质上说,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绘画形式。现在公认欧洲现存最早的木版画是在法国发现的一块胡桃木雕版的残片,刻制时间大约是1380年,而有明确年代最早的木版画是在德国发现的刻于1423年的《圣克利斯道夫像》,在此之前,《史集》中已有对中国印刷术的文字记载和带有中国风格的细密画插图,这是不可忽略的史实。

11世纪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有一位叫毕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20世纪初,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敦煌石窟发现了960枚回鹘文木活字,今藏巴黎。许多学者认为回鹘文木活字,约出现于1300年前后,也有学者将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推定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活字实物。2018年春,有文物收藏者从日本购回97枚原为罗振玉旧藏的古代铜活字,并邀请国内版本学、金属学、钱币学、印刷史等学科的学者进行鉴定研究。据艾俊川先生撰文介绍,在北京召开“中国早期青铜活字重大发现学术论证会”上,李致忠、周卫荣、宋平生、翁连溪、辛德勇、韩琦、施继龙、艾俊川等11位学者初步认定,这批活字是中国古代青铜活字,制作年代在宋元时期,它们被发现,学术意义重大[32]。1450年德国谷登堡研制出铅合金活字,不仅比11世纪中国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晚出现400年,也比回鹘文木活字、宋元青铜活字晚出现上百年。德国谷登堡的活字与中国毕昇的活字究竟有怎样的关系,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古代回鹘人活动的地区,处于中原与西方的中间地带,同时,制造木活字的技术是由雕版印刷技术直接发展而来的。因此回鹘文木活字,有可能起着中国印刷术与谷登堡制造铅合金活字之间的桥梁作用。另外,德国出现最早的插图活字印本《珠玑集》,是用木刻图版与活字版拼版印制的。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表示,雕版印刷作为活字印刷的先驱,其重要性是长时期来一直被公认的。我们也许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一共有四种主要的推动力量,合起来产生了雕版印刷,并进而形成活字印刷。一是文化觉醒的开始,创造了对印刷的需要;二是中国通过大马士革和西班牙供给了一种价廉的印刷材料——纸张;三是织物印花和其他相类的实践培养了必需的技术;四是某种外来的推动力量,在图案和技术方面决定了这种新技术所应采取的方向。研究了有关事实,使我们可以相当正确地作出结论:这种最后的推动是由中国来的[29]173-181。简而言之,是中国首先发明了造纸和印刷,并对欧洲造纸和印刷事业的开始,都起了决定性影响。今天看来这一推论仍是令人信服的。

4 东亚雕版印刷术对世界文明进程的积极贡献

现代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质,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产物。近代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现代文明中实际存在着大量东亚文明要素,这些要素不少是凭借东亚雕版印刷技术直接或间接传递的。

在世界经济领域,纸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纸币正是雕版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中国是最早印刷发行纸币的国家。它是社会经济和印刷技术发展到较高水准的标志。1008—1016年,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经地方政府批准,由四川十几户富商主办印发“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印刷的纸币。1294年,波斯曾发行一次上面印有汉文和阿拉伯文的纸币。后来中国的纸币随着商贾行旅流入西方。从文献记载看,南宋李攸(1101—1171在世)《宋朝事实》谈到宋代发行的“交子”时写道“朱墨间错”,有部分学者解读为双色套印[33],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此语指以朱色印章捺印在印刷票面上,与墨笔题号交错配合,用于增加防伪功能。虽然印刷技术已发生巨大变革,但长期在全球各地流通的纸币,仍是由雕版印刷技术演化而来的套色印刷的产物,而且与“交子”一样,皆增加了防伪措施。

在美术领域,版画本身与雕版印刷是密不可分的。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它图文并茂,不仅是一卷正规的书籍,而且其扉画也是一件的不可多得的版画杰作。与此同时,套印技术也是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古代对世界印刷技术进步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1973年陕西博物馆在修复西安碑林《石台孝经》时发现了三色彩印版画《东方朔盗桃》,画面浓墨、淡墨、浅绿色间错,桃叶用淡绿色,潘吉星先生认为是单版复色印刷品,为12世纪初印于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33]。王树村主编《中国年画发展史》称其“可认作我国彩印年画之最早者”[34]。元至正元年(1341)中兴路资福寺刊朱墨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文印红色,注文印黑色,部分插图也用朱墨两色印,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佛经。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氏、凌氏套版复色所印书籍一百多种,这种套印技术进一步发展,明天启至崇祯年间,在南京就出现更复杂的分色分版的“饾版”和有凸凹效果的“拱花”套印技术,并诞生《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与《芥子园画传》等彩印版画精品。

16世纪初,德国出现明暗套色木刻版画,其作品产生年代均无早于现存金、元套色印本的,它们显然都是欧洲已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延伸技艺的产物,因而不能说与中国雕版印刷术毫无关系。17世纪中国明清版画传入江户时代的日本,直接影响了之后“浮世绘”的出现。19世纪西方兴起的现代主义始于印象派,而印象派绘画是划时代的艺术流派,日本浮世绘对其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此外,明清时色彩华丽、内容丰富的画谱、年画,不仅销往日本,也出口至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并随之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典籍交流是文化交流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以雕版印刷书籍为重要载体的中华思想文化,对世界文明进程的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从中可寻找世界近代思想之源。

在知识分类领域,中国古籍长期以经史子集四部法分类。1605年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在《学术的进展》中说:“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35]除了经部以外,其他和中国四部分类法史、集、子暗合。培根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国的事物,因此他所提出的三分法,很可能受到中国分类法的影响。此三分法是现在西方各种图书分类法的基石,如《杜威十进分类法》是世界上现行文献分类法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分类法,它是将培根的知识分类次序倒置排列为哲学、文艺和历史,展开为10个大类:总论、哲学、宗教、社会学、语言、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美术、文学、历史。

在政治思想领域,据著名法国史专家许明龙先生撰文介绍,《论语》中,孔子先后两次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学者将这条箴言所表述的思想称作“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1793年和1795年法国宪法中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法国的1793年宪法,包括《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和正文,《宣言》的第六条全文为:“自由是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准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存在于下述箴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中,这条箴言再次出现。这个《宣言》的义务部分第二条全文如下:“人和公民的一切义务均来自下述铭刻在所有人心中的两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恒施于人。”1793年宪法内关于道德黄金律的文字表述与伏尔泰等人引述的孔子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完全一致。1795年宪法关于道德黄金律的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1793年宪法相同。《圣经》中有意义相近的语句,但与法国宪法中的表述在文字上距离较大。若说这两部宪法中的道德黄金律源自基督教教义,确实令人很难想象,须知,当年的法国革命家都是以激烈反对基督教会著称的。所以,许明龙先生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两度写入法国宪法,孔子的箴言纵然不是唯一渊源,至少也是重要来源[36]。

在自然科学方面,英国达尔文(1809-1882)的近化论,是当代生物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被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据潘吉星先生研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三部代表作中,利用了不下百种中国资料。如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将《本草纲目》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并引用了其中的材料以论证自己的观点[37]。2011年5月,国家图书馆藏元古林书堂刻本《黄帝内经》和中医科学院藏金陵本《本草纲目》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金陵胡承龙刊刻的《本草纲目》为《本草纲目》最早版本,也是迄今唯一由李氏家族自编的版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1518—1593),历时27年编撰而成的《本草纲目》,是一部曾经影响世界科技进步的奇书。

在科技创新领域,东方思想文化至今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因为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所有的创造都包括模仿和因袭的元素,没有哪个创造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作品。乔布斯被认为是当代全球最为成功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而他正是站在人文与科技的交汇点上进行创新的,他曾研究东方禅宗,人文知识积累,使他形成美学至上、简约便利的设计理念。禅宗是汉传佛教宗派之一,自唐代创立后流传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地区,至今不衰。1223年日本道元(1200-1253)入宋,从学于天童山曹洞宗如净禅师门下,回日本后建立永平寺,为日本曹洞宗的开始。日本曹洞宗僧侣乙川弘文(1938-2002)是乔布斯的精神导师与好友,他长期在美国传播禅宗思想。禅宗典籍《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被冠以“经”的佛教典籍。《坛经》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就广为传抄和刊行,如旅顺博物馆藏后周显德五年(958)写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国家图书馆藏西夏写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刻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都是现存的稀世珍本。《坛经》在日本曾多次刊行,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有:日本万治二年(1659)风月庄右卫门刻本《夹山首书六祖法宝檀经》,日本京都贝叶书院刻本《六祖大师法宝檀经》,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文光堂刻本《增注六祖法宝檀经》[38]。另外,日本曹洞宗始祖道元禅师的著作,在日本也多次刊行。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著录有:《校订冠注永平清规》,日本宽政六年(1794)京师书林柳枝轩重刻本;《永平道元禅师清规》,日本明治七年(1874)东京市森江佐七刻本,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京都出云寺刻本[39]。

总而言之,东亚雕版印刷的书籍所传递的思想精华,至今仍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相信今后也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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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忆农 南京图书馆研究部〔国学研究所〕主任、研究馆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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