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的短板,“文化小康”才有希望

2017-02-07来源:上观

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与要求,愈发体现出它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为文化服务之中,文化治理之间,都散发着社会治理的“气息”,都孕育着国家治理的要求。在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之际,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日俱增,政府与社会的文化服务功能与文化治理能力,也迫切需要跟上这种需求。但是,当前整个社会似乎尚未做好应对的准备。1月14日,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了“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学术研讨会,就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治理,展开了专门的分析与研讨。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去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是指导公共文化服务的法律依据,值得研究和重视。比如,关于什么是公共文化服务。中国文化报上海记者站站长洪伟成说,《保障法》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表述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业、文化活动以及其它相关服务。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

治理这个概念本身,就提出了一个主体性问题,即谁来治理?毫无疑问根据《保障法》的表述,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这十个字,很清楚。来自上海市文广局公共文化处的符湘林副处长认为,今天,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内涵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前是保障老百姓基本文化权益,现在则是在开心之余要有提升。不能活动、服务做得很好,心跟着多元化思潮走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保基本、明导向、促均衡。

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认为政府主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说,以往公共文化的现实功用,长期被一些人放置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层面上。文化建设实际上经历了从失位走向复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建设势必呈现出来一个项目运作的逻辑。很多人担心,文化建设会为一个项目建设。但我们应该知道的是,现代政府有三个运作形态,一是行政服务,二是运作项目,三是管制政策。运作项目本身有合理的地方,只不过有毛病、有瑕疵。如何矫正这种毛病才是关键,而不是将项目运作一棍子打死。

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方面,同济大学的夏洁秋老师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经验,提出基层文化服务,要特别重视志愿者服务。她说,许多国外的名牌大学,都对申请的学生,要求有相应的志愿者服务经验,尤其在文化机构中的志愿服务经历。她建议,通过社区和大学的合作,可以弥补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的不足。她还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志愿者服务的社会功能,有助于消除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隔膜。

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指出,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好教授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努力争做一位行动者。刘教授介绍了自己的社区治理实践项目,都是他本人带领学生团队,深入社区,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鲜活案例。刘教授说,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在社区传承传统文化;在社区发现文化基因;在社区开发文化资源;在社区确立文化自信。谈到为什么这么重视社区管理实践,他提出了一个“关联物权”的概念,他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关系形态特征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是关联主义的。他富有激情地说,我现在把自己当成一个行动者,中国8800万党员,每个人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中国这个社会就会变成非常美好的社会。

刘建军教授用自己的亲身实践,似乎向我们表明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包括文化治理,主体多元性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行动起来”,可能是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

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现实的公共文化服务与治理,还有许多问题,导致政府与社会投入很多,但效果不是很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荣跃民研究员认为,公共文化是一种文化生产的过程,它也有一个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还是蛮突出的。文化产品的供给群众是否真心接受,文化产品消费的需求是否真正得到重视,这里就折射着治理效率、治理能力的问题。

荣所长提出的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问题,得到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张广钦副教授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数据模型分析结果的证实:从文化投入产出比来看,并不是投入越多,产出就越高。并不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得越好,老百姓享受到的文化服务水平和评价就越高。

另一方面,治理效率、治理能力的背后是治理理念。上海交大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胡惠林教授,讲了一个小案例。某地一位农民,自费购买电影放映机和电影拷贝,为深山中的村民免费放映电影。但是主管部门马上叫停,依据是没办许可证。胡教授指出,这是一种朴素的文化自觉的表现形态,也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文化参与和治理形态。如果我们不能对这样一种治理和参与形态给予充分的认识,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治理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客观上的矛盾和冲突。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李少惠教授也指出,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作为管理者,还是按照既有的路径依赖的思维,不愿意分享权力,继续发挥管制思维模式,出现治理权力的垄断,最终又回归单一治理主体。

大数据时代,为公共文化服务与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上海图书馆刘炜副馆长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数字文化治理的对象,实际上是公民的认知盈余。认知盈余是美国一个学者提出来的,以前大家的闲暇时间、文化创作时间很少,也不被社会认知,但现在每个人有了闲暇,又能方便地利用互联网工具,都可以从事文化创造,都是文化人了。数字文化的价值,是国民总上网时间和认知效率之间的乘积。想一想,中国有7.68亿网民,微信活动时间是每天90分钟,这是多么巨大的文化创造,可是我们的文化治理准备好了吗?

解决基层文化服务与治理痛点,上海还是创造了一些经验和做法。上海图书馆协会高级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起众介绍道,上海曾经建立议事会制度,建立社区文化议事会,嘉定的南翔镇、华亭镇等建立了议事会制度,以群众为主体,是市民自治工作的议事机构,人员通过社会公开招聘,单位推荐、定向邀请产生议事会的组成人员。这个议事会反映群众诉求,提供决策意见,开展民主评议,对参与公共文化事业的重大事务提供咨询、联络、调节等服务。

另外,有些区还建立了居民评议会制度。文化中心办得好不好,文化活动中心的项目老百姓欢迎不欢迎,谁有发言权?把这个发言权交给老百姓,由居民自己来评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居民评议会,请居民代表评议文化中心组织的活动项目,凡是群众不喜欢、没有兴趣的项目淘汰退出,群众喜欢参与的项目,予以增设,形成了活动项目的准入和退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居民评议会每年还对委托管理方进行整体评估,整体评估的结果跟续约、年终奖、项目价格等挂钩。这些办法都是可以借鉴和推广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蒯大申研究员指出,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治理而言,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值得关注,那就是法制基础、多元主体及政府职能转变。

本次会议的策划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治理”创新工程智库团队首席专家徐清泉研究员认为,在国家文化治理的总体构成中,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是最容易被轻看的国民精神载体。在群众文化生活消费方式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文化内容生产供给早就呈现跨界融合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实际上有待在功能配置方面作必要的调适拓展,在公共文化资源、力量及要素的整合方面,有待突破文化系统条线内外各自为政的限制,只有补好上述短板,才更有助于我们奔向“文化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