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太平天国没有了解近代化的人，洪仁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洪仁玕(公元1822—1864年)是洪秀全的一个族弟，在洪秀全创“拜上帝教”的时候，他就积极参加，随同洪秀全做宣传工作。他于太平天国后期才到南京。洪秀全封他为干王，任命他为军师，“总理朝政”。他一跃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向洪秀全呈奏了一篇文章，称为《资政新篇》。这是他的一篇施政纲领。

这篇文章的开头说：“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则自今而至后，自小而至大，自省而至国，自国而至万国，亦无不可行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时而行而已。”

“因时制宜”四个字是《资政新篇》的总精神，也是这篇文章的理论上的大前提。从总精神出发，这篇文章又泛论了各国的情况和经济方面的进步，认为西方强国“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也就是说西方有先进的工业文明，所以落后的国家应优先与其交往，向其学习。文章中又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实例以为证明，例如：“俄罗斯邦……屡为英、佛(法)、瑞、罗、日耳曼等国所迫，故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法)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数年回邦，无人知其为俄之长子也。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暹罗邦近与英邦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矣。”又预言：“日本邦近与花旗邦(美国)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认识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得的。洪仁玕论及各国情况，就是要点出“因时制宜”的那个“时”字，以见太平天国所处的“时”，这个“时”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工业化。这是这篇文章在理论上的小前提。

在这种“时”中，所制的“宜”应该是什么呢？照上面所说的大小前提推论下来，应该是走工业化的路，推行一些工业化的措施。这是这篇文章的理论结论。这篇文章通篇看起来是一个三段论法。在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件中，这是一篇大文。

《资政新篇》也讲了不少向西方学习、推行工业化的具体措施。一个是“兴车马之利，以利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一个是“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天国兴此技，……国内可得无虞，外国可通和好”。一个是“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一个是“兴银行，……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也”。再一个是“兴市镇公司，立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其它还有采矿、发展邮政等具体办法。其基本的精神是，具体的工业化应该交给民间的商人和能工巧匠自己去做，国家可以提倡和鼓励，用政治权力保护私人企业的经济权益和技术专利，并用税收的办法予以调节，但不必插手。这是洪仁玕论述工业的特点。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学习和实行工业化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流。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发生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由谁来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并不是一个空谈，它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带动它。有两种可以走的道路：由下而上的道路和由上而下的道路。这两种道路在开始的时候好像是相差不远，但是越走差别就越大。洪仁玕所主张的是由下而上的道路，可以称为以商带工。曾国藩在清朝政权下所走的道路是从上而下的道路，可以称为以政带工。

洪秀全对于《资政新篇》表示同意和赞赏，但是经过洪杨内讧，太平天国内部已经是四分五裂，不能有所作为了，所以《资政新篇》所提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实施，一篇大文成为一片空谈。以商带工的道路没有实际走下去，其实践中的效果也就不得而知了。